黄元御为明代名臣黄福十一世孙。祖运贞，廪贡生，侯选训导；叔祖运启，顺治戊戌科进士，官至兵科给事中；父钟，邑庠生；兄德润，增生；德淳，监生。黄元御出身于这样一个世代簪缨的书香门第，自幼深受家学影响。少年时代，其父为之延请侨寓昌邑的名儒于子遽先生为师，学习举业制艺，遍览经史著作，希望他能够登科入仕，光耀门庭。黄元御也“常欲奋志青云，以功名高天下”，效其先祖黄福，做出轰轰烈烈的勋业。

　　雍正二年（1724），甫近弱冠之龄的黄元御考中邑庠生。雍正十二年（1734），黄元御三十岁，因用功过勤，突患眼疾，左目红涩，白睛如血，不得已延医就诊。而庸医误用大黄、黄连等寒泄之剂，致脾阳大亏，数年之内，屡犯中虚，左目完全失明。

　　科举时代，五官不正，不准入仕，遭此劫难，黄元御的仕进之路被彻底断送。在哀痛之余，当地名医、好友刘太吉劝他学医，他发愤立志：“生不为名相济世，亦当为名医济人”，走上了弃儒从医的道路。苦读历代中医典籍。

　　黄元御凭着深厚的文化功底，又得到刘太吉认真传授，苦读历代中医典籍，数年奋斗，浸淫有成，开始悬壶济世。在行医过程中他又不断总结经验，医术精进，医名大盛，时人将之与诸城名医臧枚吉并称“南臧北黄”。

　　黄元御从医伊始，是从研读张仲景的《伤寒论》入手的，然后逐及《金匮玉函要略》，黄帝、岐伯《内经》，扁鹊《难经》等中医根本典籍。他奉仲景等四人为“医门四圣”。他认为“四圣”之外，历代名医持论多有偏失，以至误诊死人，其根本原因是因为”四圣“之书错简零乱，兼之历代传注谬误所致。因此发愿致毕生精力，对“四圣”之书，从源到流，重加考订，还其本来面目，以凭后世遵循。

　　乾隆二年（1737），黄元御开始酝酿《伤寒悬解》一书的编著，并着手撰写《素灵微蕴》，乾隆五年（1740）九月完稿，四卷二十六篇，在该书中黄元御首次提出了“培植中气，扶阳抑阴”的诊病理论。对于中气他给予了形象的比喻：“精如果中之仁，气如果中之生意，仁得土气，生意为芽，芽生而仁腐，故精不能生，所以生人者，精中之气也。”有本于此，在施治中他始终贯彻了重视脾土、扶阳抑阴、厚培中气的施治原则，这是他对祖国医学理论的进一步发展。

　　乾隆十三年（1748），黄元御游幕至清江阳邱，阳邱风景秀美，黄元御亦心清气廓。期间，他南游会稽山，拜谒禹陵，自谓：“身登会稽，亲探禹穴，目睹越国江山……乃有著作斐然之志。”同年四月，他开始撰著《伤寒悬解》，七月三日草成，计十五卷。八月下旬又撰成《金匮悬解》二十二卷，时年四十四岁。

　　乾隆十四年春（1749），黄元御初草《四圣悬枢》一书，辨析温疫痘疹之义。二月作《四圣心源》，解内外百病原始要终，仅草创大略篇目，因事辍笔。乾隆十五年（1750）四月，黄元御北游至京，适乾隆帝有疾，众太医萎思无策，经举荐，黄元御入宫视疾，药到病除，以精湛的医术得到了乾隆帝的特别青睐，亲书 “妙悟岐黄”以为褒赏，并恩赐御医。从此，黄元御开始了供职太医院的生涯。

　　乾隆十六年（1751）二月，乾隆帝首次南巡，黄元御伴驾至杭州，期间著方调药皆有神效，深得乾隆帝及内外臣工赞誉。四月间，黄元御乘闲便道至清江旧寓，继续编写《四圣心源》一书，“十得其九，厥功未竟”。“六月删改《四圣悬枢》，誊清定稿。八月十五日开舟北上，回到京城。直至乾隆十七年（1752）十月，黄元御写毕《天人解》一章，经过四年时间，《四圣心源》终于脱稿。在《天人解》中，他极力阐发《内经》：“善言天者，必有验于人”的观点，高度重视阴阳五行学说的运用，并善与四时相联系，从阴阳变化、五行生克、脏腑生成、气血原本以及精神化生等方面阐述气化自然的妙义，影响巨大。

　　事君几年中，黄元御并不得意，这种心情在《四圣心源·序》中说得非常明白：“顾自己巳以至壬申，历年多矣，元草未就，则天既长与以穷愁之境，而不频假以萧闲之日，帝眷之隆，何可恃也？良时非多，勖之而已。”繁庶之务使他没更多的时间完成著述，黄元御为荒废了这许多宝贵时光而深自惋惜。此后的日子里，他更是惜时如金，全身心地投入到著述中去。

　　乾隆十七年（1752年）杂谷土司苍旺为乱，四川总督策楞、提督岳钟琪乘机调兵遣将，奏请平乱。鉴于第一次金川之战大批清军水土不服、疾病缠身，致使战斗力低下、伤亡惨重的情景，据说乾隆皇帝认为军士病症皆是经络不通，气血不循，正气不足造成，所以着尊经派的太医院御医——黄元御署理川军军医馆——久真堂，提供解决将士水土不服之症的方略。

　　临危受命的黄元御仔细了解了藏区的气候，官兵高原缺氧和高寒以及流行的伤寒、咳嗽等形象，予以将宫廷的秘方、宫廷中御药房中治疗肺病、咳嗽最好的药材和藏区的虫草、贝母、红景天等等名贵药材为伍，又使用名贵滋补药材作为强劲官兵体魄的药引子，还把宫廷御药房银质药具和部分宫廷御药房作人一同前往成都，秘制出各类强劲体魄，提高免疫力，抗高原低氧环境的膏、丹、丸、散用于清军携带服用，以克各类低氧、伤寒、咳嗽、倦怠、疲惫等病症。

　　乾隆十八年（1753），黄元御四十九岁，春二月，取张仲景著作中的方药加以笺解疏证，著《长沙药解》四卷，载药一百六十一种，方二百四十二首。乾隆十九年（1754）三月又撰成《伤寒说意》十卷。该书以传经入说，辩论分析，多启迪后学门径。同年六月八日，撰成《玉楸药解》八卷，以补《长沙药解》之未备，他在该书中首创了用浮萍治疗瘟疫的疗法。至此，黄元御已完成医书八部，即后世所称《黄氏八种》，时年五十岁。因过度劳神，此时的黄元御已是身疲神怠，门人毕武陵请笺注《素问》、《灵枢》，“自唯老矣，谢曰不能”。

　　乾隆二十年（1756）初春，在门人毕武陵的再次推请下，黄元御着手笺释《素问》，至十一月书成，计十三卷，定名为《素问悬解》。此书中的“五运六气，南政北政”之说，大为发前人之未及。乾隆二十一年五月二日，黄元御完成《灵枢悬解》九卷，五月十六日至二十二日，用七日时间撰毕《难经悬解》二卷，此即所谓黄氏医书三种，合前八种，共计十一种。另尚有《玉楸子堂稿》一书，为黄氏医案、杂著。

　　黄元御不但深于医学，道学、经学造诣亦相当深厚。乾隆二十一年（1757）二月，他在从事医著之余还应友人澹明居士之请写了《道德经解》一书，诠释其哲理，发挥其奥义。1757年六月又在精研易理十余年的基础上完成《周易悬象》一书，阐发阴阳八卦爻辞变化之理。四库馆臣评其《周易悬象》谓“近人说《易》中，独可谓学有根据。”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乾隆二十二年（1758），黄元御在行医、著述生活中因过度劳累，身体中虚，渐成重症，抱病回到故里，居于昌邑城南隅书斋，至乾隆二十三年（1758）九月十七日戌时，溘然长逝，时年五十四岁，归葬新郭祖茔。乾隆皇帝得知黄元御过世的消息后深感痛惜，亲书“仁道药济”四个字缅怀其一生的医术与医德。“仁道药济”意为“行仁道，以药济”，黄氏门生尊其为习医祖训。

　　中国是一个文明古国，它自成体系的东方文化，明显地区别于其它体系的文化，但文化本身总是各自独立又互相渗透。中国天文学、中国历法学、中国农学、乃至中国文学、艺术都有其民族特色。中国的固有医学，我们叫做中医。中医学就是在不断地吸收同时代的自然科学知识丰富和发展起来的仅《内经》一书就医学、哲学、数学、气象学、物候学、天文学、历法学、地理学于一体，从而形成一部以中医学为主体的百科全书。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中华民族这块沃土上，造就了大批中医人才。清初，山东出了一位知识渊博、才思横溢而又被人非议的名医——黄元御。本文试从中医学的结构、及黄元御的生平，谈一下他的学术思想和医学成就。

　　结构有整体性、转换性和自调性。结构的整体性是说结构具有内部的融贯性，各成为在结构中的安排，是有机的联系，而不是独立成分的混合。整体与其成分都由一个内规律所决定。具有代表性的中医学著作《内经》、《难经》、《伤寒论》、《金匮要略》等著作，就是在不断地吸收同时代的自然科学知识丰富起来的。中医学的结构，由医学（狭义）、医术、医道三个级层。

　　医学

　　指中医对人体生理、病理的认识，疾病的概念及其防治。其内涵主要是医疗。

　　医术：是术数，中国特有的象数哲学在医学上的应用。是以符号逻辑方法阐明自然界的规律及其普遍联系的自然哲学理论，它对于揭示中医理论的科学内涵具有重要方法论意义。

　　医道

　　主要包函医学哲学。

　　历代德高望重有真才实学的老中医，都有文史哲的雄厚基础，而精通医学（广义）。故有“ 文是基础医是楼”之说。这实际最形象地说明了医学巨匠大师们的知识结构。

　　黄元御，名玉路，以字行。又字坤载，号研农，别号玉揪子。清代山东昌邑黄家辛戈村人。为清代诸生，约生于公元1705年，卒于1758年。黄氏出身于书香门第，素有才华，聪明过人，“诸子百家书籍，过目冰消，入耳瓦解”。而且是一位很有抱负而致力于学问研究的人，自称“涤滤玄览，游思圹垠，空明研悟，自负古今无双”。不幸三十岁时患目疾，为庸医所误，左目失明。自此深感医之重要，遂“委弃试帖”，弃举子业，“考镜灵兰之秘，讵读仲景伤寒”，对《内经》、《难经》、《伤寒论》、《金匮要略》等经典著作，刻苦攻读，溯本求源，理论结合实践，终于成为一代名医。这与他坚实的文史哲基础是分不开的。

　　黄元御的著作，已知有十四种，医籍十一种，已刊行八种（《伤寒悬解》、《金匮悬解》、《四圣悬枢》、《四圣心源》、《长沙药解》、《伤寒说义》、《素灵微蕴》、《玉揪药解》），未刊行三种（《素问悬解》、《灵枢悬解》、《难经悬解》），另外尚有《周易悬象》、《道德经悬解》、《玉揪子堂稿》等非医学著作三种，这充分说明了黄氏熟谙黄老之学，精通象数易，而古代的《周易》中也没有直接谈到医。至明·张介宾才直接认为医乃是易用以研究人体之学。将医纳于易体系中。故此，黄氏是继景岳之后，又一位集“易”与“医”于一体之大成者。

　　黄元御对人体奥秘的研究，是以宇宙基本的真理大道为基础，以太极模型、阴阳、三五之道的五行为运筹和协原理，把气候、地理、医术各学科统一成整体，从而把人体生命本源的研究和天地之源的研究联系起来。黄氏认为“太极”是宇宙的本和源，“天人相应”说是祖国医学理论的组成部分，故有“人与天地相参也，阴阳肇基，爰有祖气，祖气者，人身之太极也”的论述。同时，他用象数易的哲理将脏腑、经络、气血、津液、皮肉、筋骨、毛发、空窍、精神等都赋以阴阳的属性，并解释的透彻入微。

　　黄氏崇尚《内经》“善言天者必有验于人”的观点，提出“未识天道、焉知人理”的见解，并做“天人解”，并以阴阳变化、五行生克、脏腑生成、气血原本及精神化生等十六个方面阐述了天人观。黄氏以太极精微，阐明五行精微，认可五行“皆以气而不以质”，指出“成质则不能生克矣”。并按照易经“天一生水，地六成之；地二生火，天七成之；天三生木，地八成之；地四成金，天九成之；天五成土，地十成之”的术数理论，来解释五行的生成数。指出阴阳的生成数，是出于阴阳匹配变化。从而论证了古人的“天地生成，莫不有数”的论断。同时对《尚书·洪范篇》“木曰曲直，金曰从革，火曰炎上，水曰润下，土爰稼穑”，及“润下作咸，炎上作苦，曲直作酸，从革作辛，稼穑作甘”的记载，从秉气和气化方面作了解释。综上所述，由于黄氏对《周易》研究极深，从而洞悉了自然规律的真理大道，控制了术数运筹和协的原理，达到了“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和人事”的深度和广度。故此，在医学上有很大的成就。

　　黄元御学术精湛，极力奋进，著述宏伟，标新立异，敢创新说，是一位有胆有识的学者。他从习医开始至去世只有二十一年的时间，除去学习阶段和临床实践外，竟能完成著作十四部之多。纵观黄氏著作，剖析其学术思想，他推崇岐伯、黄帝、越人、仲景，并称之为四圣，称其著作“争光日月”。他对内、难、伤寒、金匮均有精辟的见解，确有“理必内经，法必仲景，药必本经”之感。

　　乾隆13年（1748年）黄氏著《伤寒悬解》十五卷。是书大旨，谓汉·张机因针灸刺法已失，而著作《伤寒论》以治外感之病。其理则岐黄越人之理，其法则因岐黄越人之刺而变通之。立六经以治伤寒，从六气也。制汤丸以疗伤寒守五味也。并以简篇多因失次，因之解其脉法，详其经络，考其变常，辩其宜忌，凡旧文之伪乱者，悉为更定。

　　乾隆18年（1753年），著《四圣心源》十卷。黄氏于《素问》、《灵枢》、《难经》、《伤寒论》、《金匮玉函经》五书，已各为之解。复融贯其旨，而著此书。这是一部以临床医学为主，结合基础理论的综合性医书，又是一部将医学（狭义）、医术、医道融于一体的医学著作。黄氏的学术思想，在此书中可窥其梗概。黄氏根据《内经》中“天人合一”的理论，而重点阐述“天人解”、“元气解”、和“六气解”。其在“劳伤解”中，极力阐发其“崇阳而卑阴”的学术观点，反对“贵阴贱阳”之说，虽言词过于偏激，但促进了学术争鸣，从而使各家学说竟相发挥，推动了医学的发展。

　　同年，黄氏又完成了《金匮悬解》二十二卷的著作。黄氏谓：金匮治杂病，大旨主於扶阳气，以为运化之本，自滋阴之说胜，而阳自阴升，阴由阳降之理，迄无解者，因推明其意以成此书。其于四诊九候之法，解释颇详。

　　乾隆18年（1753年），著《长沙药解》四卷。黄氏根据伤寒一百十三方、金匮七十五方，合二书所用之药，共一百六十种，各为分析排撰，以药名药性为纲，而以药方用此药为目，各推其因证主治之意，颇为详悉，从而另辟径溪，开从药物性能研究经方之先河。

　　乾隆19年（1754年），黄氏著《伤寒说意》十一卷。黄氏根据《伤寒悬解》文简意奥，非读者所能通晓，故会通仲景大意，而后著此书，以开初学伤寒者之门径。

　　同年，黄氏尚有《素灵微蕴》四卷问世。以胎化、藏象、经脉、营卫、藏候、五色、五声、问法、诊法、医方为十篇，又病解十六篇，多附以医案。其虽多处诋诃历代名医，但不失为一部理论联系实践的有价值的医学著作。

　　斯年，黄氏还有《玉揪药解》四卷问世。是书谓：诸家本草，其论有可用者，有不可用者，乃别择而为此书。故后人有评：大抵高自位置，欲驾千古而上之，故于旧说，多故立异问，以矜独解。

　　至于《素问悬解》、《灵枢悬解》、《难经悬解》三种未刊行著作，据《四库全书》所述，黄氏认为素问八十一篇，秦汉以后著竹帛，传写屡更，不无错乱，因参互校正，而作《素问悬解》十三卷。如五运六气南政北政，旧注以甲乙为南政，其余八干为北政。元御则谓天地之气，东西对峙，南北平分，何南政之少，而北政之多。并谓东西者，左右之间气，故不可言政，此南北二极之义，其论为前人所未及。同时，“亦以经文错简为说”著《灵枢悬解》九卷；以《难经》“旧本有伪，复多所更定”著《难经悬解》两卷。

　　黄元御以其高超的理论，渊博的知识，非凡的医学成就纵横捭阖于医林之中。尽管他对唐以后历代医家持有否定态度，“自命甚高，欲驾出魏晋以来医者上，自黄帝、岐伯、秦越人、张机外，罕能免其诋词者”，但就其医学经典著作的研究上，及其结合临床经验的大胆发挥，总结写出了多种有独特见解的传世之作，其影响是深远的，是无可非议的。清·张琦在《四圣心源·后序》中对黄氏的医学成就的评价，尚有中肯：“能读黄氏之书则推脉义而得诊法，究药解而正物性，伤寒无夭札之民，杂病无膏肓之叹，上可得黄、岐、秦、张之精，次可通叔和、思邈之说，大可除河间、丹溪之弊，昭先圣之大德，作人生之大卫。”

　　轶事一

　　授御医”及乾隆帝赐匾额——“妙悟岐黄”传说如下。

　　乾隆十五年（公元1750年），黄元御行医北京，适遇乾隆皇帝病重。太医院与京城名医多方调治无效，帝疴渐沉，百医束手无策。当时，宫中有一太监为昌邑玉皇庙村人，深知元御医术高超，便向朝廷推荐，诏进时黄氏辞曰：“敝乃草民，不懂军臣大礼，恐万岁见责，有欺君之罪。”乾隆帝传谕：“免恕一切，至宫廷时对朕面只行叩首之礼。”并令侍官带奉银及绫罗缎匹为礼，再诏黄氏进宫。黄氏辞曰：“无功不受禄，敝乃布衣之士，岂敢接受。”帝怒，再赐以五品顶戴，按品赐银，再次传进。黄氏见再难推委，遂入宫。乾隆欲试其医术高低，故虚设一帐，令宫女卧其内，只露一手于帐外，让元御诊脉。诊毕退出，侍官请处方，元御道：“龙体凤脉，无药可医，恐不久于人世。”侍官回奏，乾隆闻言心悦诚服，乃知其为良医，即令御诊，诊后帝问：“朕得何病，应用何方治疗？”元御道：“万岁小恙，乃七分药毒三分病，须先进两帖去药毒，继服一帖治所病。”帝允诺，按方配服，病豁然而愈。乾隆帝大喜，赐以重金，元御皆坚辞不受，说： “吾非为官为钱，愿为社稷治病救人”。皇帝便命他入太医院为御医，并赐其楸木棋盘、玉石棋子一副，常与对弈，遂号玉楸子。乾隆十六年二月，乾隆帝南巡，黄元御奉诏侍从，随驾武林（杭州），治途为人治病屡验，著方调药皆神效。皇帝感其学识，亲书御匾“妙悟歧黄”，悬于太医院门首。黄氏于太医院任职期间医术日益精湛，治愈多起皇宫贵族的疑难杂症，晚年更是著书立说，为中医学发展做出诸多贡献。乾隆二十三年黄元御于行医、著述中积劳逝世，归葬祖地。

　　此虽系轶事传说，然对黄元御医术之精湛，性格之清高，乾隆帝这位明君的性格处事等，描述得极为精辟。参之黄元御《四圣心源》自序：“帝眷之隆，何可恃也”，当有一定的真实性，而非纯系杜撰。

　　轶事二

　　黄氏乡居，以医负盛名。其女远嫁，生一子，出痘，势甚危，抱归求治。黄氏一见，即怒詈（li,音利），不过日晡（bu,读第一声，申时也），其速行！”其女长跪乞怜，黄氏不顾，呼人急驾骡车送之返。时赤日中天，舆人故迟迟其行，中途遇大雨，周身尽湿，舆人乃驾车回黄家，盖黄氏预嘱之也。时已日暮矣，黄氏率家人正伫立门外，灯笼相候，语之曰：“汝子生矣。此证内人已极，非用此法，不能挽救。吾默察天时，知今日午后必有大雨，故弄此狡狯（jiao kuai,音角快），不然，汝子岂能生哉！”遂处方与服，痘果透发而愈。

　　轶事三

　　黄氏尝夏月出行，有数人见其至，相与谋曰：“黄氏号为名医，吾侪（chai,音柴）盖试之。”一人故仆地，急招黄氏诊。黄氏曰：“此人仅能延数刻耳，哀哉！”群嗤之以鼻。黄氏曰：“毋！听其预言。汝等初意，乃与余为戏也，不知今当夏月，湿热交蒸，此人仆地之时，热毒之气已从口鼻吸入，内又有肠胃之病，感之而发，其来也暴，非药石所能瘳（chou,音抽）矣。”众不信，黄乃行。未几，其人果腹中绞痛，不数时即毙。人皆嗟叹，共称黄术如神。

　　轶事四

　　黄元御五代传人麻瑞亭（1903—1997），早年听其业师李鼎臣讲述过黄氏诊病轶事一则，简述如下。

　　时年黄氏在太医任上，沈阳一王爷之子病笃，遣人诣京，求乾隆帝委太医往诊，帝即命黄元御前往。即日起程，乘轿奔赴，夜不住驿，轿中假寐；食不下轿，果腹而已。至沈阳，直奔王府，报名而入，径往正堂，王爷降阶相迎。方落坐，黄氏未及请问，王爷即欲述其子病情。黄氏曰：“臣进府时，闻东厢有呻吟之声，可是小爷？”王爷对曰：“正是。”黄氏曰：“无须诊视，其肺已腐烂不堪，无药可医，惜哉！”王爷闻言，面露惊愕之色，旋即面如冷铁，起身曰：“先生少坐，本王去去却回。未几，侍者捧一盘呈与堂，视之，其内耐一腐烂人肺也，浊血流溢。黄氏大惊失色，方欲问其故，王爷已手握匕首而至，双手及利刃尽染血污，抱拳稽首曰：”先生神明，本王佩服！适才已将犬子杀之，此乃其肺也，果如先生所言。”黄氏惊倒在地，面如土色，张口结舌，无言以对。稍定，乞归。王爷允请，黄氏即刻起程，形容一如赴沈急促之状。至京，拜表奏乾隆帝诊病及王爷杀子始末，谢罪并乞归故里休养。帝不究其直言之罪，好言抚慰，准其所请。未及陛辞，即匆匆返籍，病卧不起。其子请问病由，黄氏祥告之，并曰：“为父已胆破神伤，医药无及，尚有百日阳寿，速请好友故旧一决！”果百日后而逝，时年五十有四。

　　按：《丹徒县志》载，有显贵延视女病、不知其在室也，断为孕，且言必男。少顷，已剖腹出胎来示。大惊，“耳遂聋”，名益震。这就是大名鼎鼎的王九峰，呼称王聋子的来源。而非黄氏之经历。

　　轶事五

　　军医馆久真堂的祖师爷。

　　鉴于第一次金川之战大批清军水土不服、疾病缠身，致使战斗力低下、伤亡惨重的情景，据说乾隆皇帝认为军士病症皆是经络不通，气血不循，正气不足造成，所以着尊经派的太医院御医——黄元御署理川军军医馆——久真堂，提供解决将士水土不服之症的方略。

　　临危受命的黄元御仔细了解了藏区的气候，官兵高原缺氧和高寒以及流行的伤寒、咳嗽等形象，予以将宫廷的秘方、宫廷中御药房中治疗肺病、咳嗽最好的药材和藏区的虫草、贝母、红景天等等名贵药材为伍，又使用人参、天麻、鹿茸、灵芝、桑黄等名贵滋补药材作为强劲官兵体魄的药引子，还把宫廷御药房银质药具和部分宫廷御药房作人一同前往成都，秘制出各类强劲体魄，提高免疫力，抗高原低氧环境的膏、丹、丸、散用于清军携带服用，以克各类低氧、伤寒、咳嗽、倦怠、疲惫等病症。期间黄元御通过了解士兵症状和用药效果，完善和补益了他的《长沙药解》的著作。所幸，杂谷土司之乱很快平定，但是军医馆——久真堂的秘制膏、丹、丸、散在驻军中引起了良好的反应，获得了很高的赞赏，皆尊奉黄元御为久真堂的创始祖师爷，在军医馆的大堂悬挂乾隆手书褒奖黄元御“妙悟岐黄”的牌匾为荣，军医的医师皆自诩御医之门生。

　　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在第二次大小金川之战中，定西将军阿桂首先整肃兵马，除了在汶川、打箭炉驻军沿途设置多处汤药处，遵照已过世黄元御为久真堂留下的各类研究方略，制造各类抗病膏、丹、丸、散剂，还特选13位军中勇士，根据不同体质用黄元御留下的医方调配，用上等的藏区虫草、贝母枇杷膏等给予服用。13位勇士服用该配方后非但昼夜不倦不病，反而越战越勇，最终取得胜利。乾隆大喜下特意褒奖久真堂上下医师。并准许悬挂着乾隆皇帝御笔亲书的“妙悟岐黄”牌匾，遵照“仁道药济”的行医理念济世救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