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孝光(1285~1350),元代文学家、诗人、学者。初名同祖,字季和,号五峰,后代学者多称之“李五峰”。温州乐清(今属浙江)人。少年时博学,以文章负名当世。他作文取法古人,不趋时尚,与杨维桢并称“杨李”。早年隐居在雁荡五峰山下,四方之士,远来受学,名誉日广。至正七年(1347)应召为秘书监著作郎,至正八年擢升秘书监丞。至正十年(1350)辞职南归,途中病逝通州,享年66岁。著有《五峰集》20卷。
李孝光于元世祖至元二十二年(1285)出生在温州路乐清县淀村(今为大荆镇五峰社区田岙村)一个世代隐处耕读、文化氛围浓厚的士农家庭,从小受到良好教育。五岁跟从祖母习读《孝经》、《论语》、《孟子》,六七岁更授《尚书》、《诗经》及古文辞。“凡奇字妙语,皆从大母得之。”少年孝光,聪颖好学,他说:“我昔年十二,开口作词赋。”又说:“我昔为儿时,看书不停手。十二作文赋,点笔赋鹦鹉。长者见之骇,云出诸父口。”
少时李孝光从舅氏处获读外祖谢隽伯(谢灵运留在温州的后裔)诗卷,极受鼓舞,激发了他奋励上进的热情。在《谢山人诗卷为鹤阳外祖题》中说:“忆吾为儿时,将命父母傍。舅氏袖钜简,有作似季唐。云是而外祖,遗此手泽芳……吾今在牛下,坐须羽翮成。天子正好文,去献明光宫。”随后他从学天台方仪,在那里接受了宋儒朱熹的学说。
青年的李孝光,志气轩朗,又倔强自负,“功名不经意,自谓可拾取。”但仕进遭受挫折,乡贡时被黜落,这于他打击不小,于是筑室家乡五峰山云霞洞(又名普庵洞),名白云舍,授徒讲学,因此以五峰自号。他生性倜傥豪放,熟谙经籍,学问醇厚,又教育得法,名誉日闻,“四方之士,远来受学。”元代至顺三年(1332)他应江南诸道行御史台聘,任职昇州(今南京)积庆学宫,“昇士从之如云”,是一位深受学子欢迎的好老师。元末明初著名学者朱右、陶宗仪俱出自他的门下。
李孝光壮岁曾游历南北山川名胜,凌天台,探禹穴,济钱江,揽西湖、姑苏、维扬、金陵、淮南诸景,足迹遍及匡庐、少室、泰岱、恒岳。其间往返会稽(绍兴)、钱塘(杭州)、平江(苏州)等地,寓居建康(南京)十数年之久。他深通儒术,满腹经纶,明乎古今治乱兴亡之理,怀有“致主尧舜”、匡时济世的远大志向,然而得不到施展抱负的机会。
中年之后,李孝光曾有强烈的出仕从政愿望,同政界人物也广有来往,但他励志自守,不愿屈身侥幸图进,希望能以体面的方式获任朝廷,用布匡济方略,报效国家。元代泰定二年(1325),怀王图帖睦尔(武宗次子,明宗弟,后即位为文宗)出居建康(南京),李孝光特被顾遇,“受知梁王(怀王)”。至顺元年(1330)秋,相国赵世延养疾金陵,李孝光出入赵府,深受鲁公器重。侍御史郭干卿曾将他的《春秋述始》称扬于朝,“而天下士大夫始知有公”,出身贵胄又擅才名的泰不华“以师事之”。
元顺帝至正七年(1347)十二月,李孝光终于获得朝廷召聘,这时他已六十三岁了。次年四月至京师,顺帝御明仁殿召见,授官秘书监著作郎。自是数获召见。不久,顺帝御宣文阁,与语宋儒性理。帝悦,升任秘书监监丞。但李孝光在朝任职没有多久。至正九年(1349)七月,右相朵儿只、左相太平相继去位。他目睹政局变化,自觉在朝中失去依靠;况且秘书监丞也只是一个号为“清贵”的闲职,不能有所作为,便以老病请辞。至正十年(1350),他以奉训大夫、秘书监丞致仕。这年四月,南归途中病故通州(今北京市通州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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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文自成一家
李孝光是元代中后期重要文学家,在江南一带负有重望,同当时文坛名流如萨都剌、张雨、张翥、柯九思、杨维桢、顾瑛等频相往还唱和。集中寄酬萨都剌诗多达三十题五十首,可见两人交往的深密。张雨《寄李季和》云:“孰与言诗李髯叟,一日不见已为疏。因观故京来白下,载闻新作过黄初。”柯九思称其“词甚奇古”;杨维桢比为“李骑鲸”;顾瑛言“诗文自成一家,为东南硕儒”,并予推崇。
元代泰定四年(1327)至天历元年(1328)间,李孝光与杨维桢相遇吴下,促膝谈诗,志趣投契,相为莫逆。其时李维桢资望尚浅,而两人才情相匹。他们共倡乐府诗创作,团结和影响了江南一批作家,竞相唱和,蔚为风气。对此杨维桢在《潇湘集序》中曾有简要说明:“余在吴下时,与永嘉李孝光论古人意。余曰:‘梅一于酸,盐一于,饮食盐梅,而味常得于酸之外。此古诗人意也,后之得此意者惟古乐府而已耳。’孝光以余言为韪,遂相与唱和古乐府辞。好事者传于海内,馆阁诸老以为李、杨乐府出而后始补元诗之缺,泰定文风为之一变。”
由于李、杨首倡,参与者又大多为浙籍诗人及靠近浙江的苏吴诗人,后来学者名之为浙派古乐府运动。这是元代中后期的一次诗歌革新运动,影响深巨,它后来被称为“铁雅诗派”而风行元季明初诗坛。
李孝光的乐府体诗(包括骚体及部分古体歌行)创作,有以下几个特点:一是拟古创新,用古调写新辞,多为即兴命篇。二是以古音协韵,运用《诗经》、《离骚》的韵字,意在摆落时调,寻求别样的韵味。三是善用比兴引喻,语有寄托,风格上出入二李(李白、李贺),造意瑰奇,富想象力。四是切近社会现实,有所为而作,或咏怀抱,或讽时事,继承了汉魏乐府的写实精神。明宋绪《元诗体要》称其《吴趋曲》、《采莲曲》“有魏晋风格”。
《箕山操为许生作》是他乐府辞的代表作:“箕之阳兮,其木樛樛。箕之冢兮,白云幽幽。彼世之人兮,孰能遗我以忧。虽欲从我兮,其路无由。朝有人兮,来饮其牛。”
杨维桢对李孝光的创作给予高度评价,称“其乐府诗尤长于兴喻,海内学者喜诵之,故至正文体为之一变云。”李孝光卒后,他痛感失去知音和作诗的对手,深表怀念,读诗至感激处,乃大呼“安得起吾季和而见之,宁不为之击节而起舞乎?”
李孝光家世雁山北麓的大荆,对故家山水最有会心,触处感赋,无不曲尽其妙。他以丰富多姿的游记和诗词创作,塑造了雁荡山的文学形象。其中《雁山十记》是继唐柳宗元《永州八记》后又一山水记系列名篇,文笔简峻,意味隽永,刻画精细逼真,元明以来,传诵很广,收入各种文学的选本。历代的名作家如黄宗羲等人对其也非常推崇。
他善于渲染环境,烘托氛围,突出人的感受体验,创造独特境界,达到耸动的效果。《始入雁山观石梁记》后段云:“月已没,白云西来如流水。风吹橡栗堕瓦上,转射岩下小屋,从瓴中出,击地上积叶,铿镗宛转,殆非世间金石音。灯下相顾,苍然无语。夜将半,设两榻对卧。子约沾醉,比晓犹呼其门生,不知岩下宿也。”
“李、杨”齐名,人们多注重李孝光的乐府古体,其实他的近体律绝也很有成就。清代康熙年间著名学者顾嗣立《元诗选二集》选录五峰五七言律一百十二首,意犹未足,复举摘十数联附后,称“皆极新警之句”。四库馆臣《五峰集》提要曰:“近体五言,疏秀有唐调;七言颇出入江西派中,而俊伟之气自不可遏。”
五律如《天台道上闻天香》:“八月天台路,清风物物嘉。晴虹生远树,过雁带平沙。日气常蒸稻,天香喜酿花。门前五株柳,定是故人家。”清隽秀朗,风韵绝佳。
七律的创作成绩更大,风格呈多样化,咏物、怀古、行旅、别情,皆有出色之诗篇,如《送古淡上人用张仲举韵》:“夜闻石鼎车声苦,梦绕扬澜浪蹴天。狂客还寻破虱录,清童解答野狐禅。水来巴蜀如衣带,云断中峰见岳莲。恨杀秦淮旧岁月,向人离别照年年。”《白沙早程》:“听得邻鸡便问程,前涂犹有客先登。官河半落长桥月,僧塔疏明昨夜灯。古渡潮生鸥浸梦,野田风急浪归塍。雁山喜入新诗眼,踏破秋云最上层。”
李孝光咏雁山的律作多首,每有胜韵,如《次陈辅贤游雁山韵》:“竹杖棕鞋去去赊,一春红到杜鹃花。山椒雨暗蛇如树,石屋春深燕作家。老父行寻灵运宅,道人唤喫赵州茶。明朝尘土芙蓉路,犹忆山僧饭一麻。”写景新异,兴会独到,风调绝似放翁。
他善于模写乡土风物和村野景趣,如《十里》:“官河十里数家庄,石埠门前系野航。梅月逢庚江雨歇,稻花迎午水风凉。桥横自界村南北,堠断谁知里短长。倦矣野塘行瘦马,云山杳杳复苍苍。”轻俊畅朗,于浑朴中见工致,可以看出晚唐诸家和南宋陆、杨、范的影响。
李孝光七言绝句现存二百三十九首,数量最多。如《天台道上闻天香写赠胡仲宾》:“万斛天香夜气收,晓风凉月酿清秋。诗人试与评花品,定是人间第一流。”
李孝光留存的词作,篇数不多,却甚有特色。清藏书家丁丙谓:“其词跌宕流利,无绮罗纤秾之态,殆得于山泽间清气者深也。”十分恰当地概括了他的词风。胡玉缙言其词同他“风骨遒上”的诗风相表里,“一洗元人靡丽之习”。又谓:“杨维桢作《陈樵集序》,举元代作者四人,以孝光与姚燧、吴澄、虞集并称。今观其词,殆与集相伯仲,以视澄之因辞见道者,此似转出其上矣。”极为称誉。
词作特点
李孝光今存词27首,大部分抒写隐居情趣,其中多涉及对出处行藏、人生荣枯宠辱的看法。他的《鹧鸪天》中“龙门他日文章客,雁荡今朝行地仙”和《满江红》中“富贵何须囊底智,功名无若杯中酒”;“百万苍生正辛苦,到头苏息悬吾手”,都表现出他爱君忧民的正统儒家思想。他的词作大多有真切的思想感情,如写田园风光的《念奴娇》,描绘了江南暮春的农村风物,文字淳朴自然,表现出隐居之士恬淡的心境。而写送别的《水调歌头》二首,惜别中又勉强作慷慨语,然而又禁不住道出凄凉之意,表现了一种复杂的感情。
李孝光的词直抒胸臆,易读易懂,但不够含蓄。他的诗也如此,像《游艮岳》说:“一沼何堪役万民,一峰将使九州贫。江山假设方成就,真个江山已属人。”但从内容上看,他的一些诗如《桐江》、《柳桥渔唱》、《衡门有一士》等,含有对人世的不平之鸣。今存著作有《五峰集》11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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