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宗欲见前代帝王事得失以为鉴戒，魏征乃以虞世南、褚遂良、萧德言等采经史百家之内嘉言善语，明王暗君之迹，为五十卷，号《群书理要》，上之。太宗手诏曰：“朕少尚威武，不精学业，先王之道，茫若涉海。览所撰书，博而且要，见所未见，闻所未闻，使朕致治稽古，临事不惑。其为劳也，不亦大哉！”赐征等绢千匹，彩物五百段。太子诸王，各赐一本。

　　贞观中，纪国寺僧慧静撰《续英华诗》十卷，行于代。慧静尝言曰：“作之非难，鉴之为贵。吾所搜拣，亦《诗》三百篇之次矣。”慧静俗姓房，有藻识。今复有诗篇十卷，与《英华》相似，起自梁代，迄于今朝，以类相从，多于慧静所集，而不题撰集人名氏。

　　江淮间为《文选》学者，起自江都曹宪。贞观初，扬州长史李袭誉荐之，征为弘文馆学士。宪以年老不起，遣使即家拜朝散大夫，赐帛三百匹。宪以仕隋为秘书，学徒数百人，公卿亦多从之学，撰《文选音义》十卷，年百余岁乃卒。其后句容许淹、江夏李善、公孙罗相继以《文选》教授。开元中，中书令萧嵩以《文选》是先代旧业，欲注释之。奏请左补阙王智明、金吾卫佐李玄成、进士陈居等注《文选》。先是，东宫卫佐冯光震入院校《文选》，兼复注释，解“蹲鸱”云：“今之芋子，即是着毛萝卜。”院中学士向挺之、萧嵩抚掌大笑。智明等学术非深，素无修撰之艺，其后或迁，功竟不就。

　　太宗谓监修国史房玄龄曰：“比见前后汉史，载扬雄《甘泉》、《羽猎》，司马相如《子虚》、《上林》，班固《两都赋》，此既文体浮华，无益劝戒，何瑕书之史策今有上书论事，词理可裨于政理者，朕或从或不从，皆须备载。”

　　代有释昙刚制《山东士大夫类例》三卷，其假冒者悉不录，署云“相州僧昙刚撰”。左散骑常侍柳冲，亦明氏族，中宗朝为相州刺史，询问旧老，咸云自隋朝以来，不闻有僧昙刚。盖惧见害于时，而匿其名氏耳。

　　开元初，左庶子刘子玄奏议，请废郑子《孝经》，依孔注；《老子》请停河上公注，行王弼注；《易传》非子夏所造，请停。引今古为证，文多不尽载。其略曰：“今所行《孝经》，题曰郑氏，爰在近古，皆云是郑玄，而魏晋之朝无有此说。后魏、北齐之代，立于学宫。盖虏俗无识，故致斯谬。今验《孝经》，非郑玄所注。河上公者，汉文帝时人，庵于河上，因以为号，以所注《老子》授文帝，因冲空上天。此乃不经之鄙言，习俗之虚语。案《艺文志》，注《老子》有三家，而无河上公注。虽使才别朱紫，粗分菽麦，亦皆嗤其过谬，况有识者乎《艺文志》，《易》有十三家，而无子夏传。”子玄争论，颇有条贯，会苏宋文吏，拘于流俗，不能发明古义，竟排斥之。深为识者所叹。

　　梁载言《十道志》解南城山，引《后汉书》云：“郑玄遭黄巾之难，客于徐州。今者有《孝经序》，相承云郑氏所作。其序曰：“仆避难于南城山，栖迟岩石之下，念昔先人，余暇述夫子之志而注《孝经》。”盖康成胤孙所作也。陆德明亦云：“案郑志及《晋中经簿》并无，唯晋穆帝集讲《孝经》，云以郑注为主。”今验《孝经注》，与康成所注五经体并不同。则刘子玄所论，信有征矣。

　　萧何封酇侯，先儒及颜师古以酇为南阳筑阳之城。筑阳今属襄州。窃以凡封功臣，多就本土，盖欲荣之也。张良封留侯，是为成例。案班固何须穿凿，更制别音乎？

　　刘子玄直史馆，时宰臣萧至忠、纪处讷等并监修国史。子玄以执政秉权，事多掣肘，辞以著述无功，求解史任。奏记于至忠等，其略曰：“伏见每汲汲于劝诱，勤勤于课责，云：‘经籍事重，努力用心。’或岁序已奄，何时辍手。纲维不举，督课徒勤。虽威以刺骨之刑，勖以悬金之赏，终不可得也。语云：‘陈力就列，不能者止。’仆所以比者，布怀知己，历讼群公，屡辞载笔之官，欲罢记言之职者，正为此耳。当今朝号得人，国称多士。蓬山之下，良直比肩；芸阁之间，英奇接武。仆既功亏刻鹄，笔未获麟，徒殚太官之膳，虚索长安之米。乞以本职，还其旧居，多谢简书，请避贤路。”文多不尽载。至忠惜其才，不许。宗楚客恶其正直，谓诸史官曰：“此人作书如是，欲置我于何地？”子玄着《史通》二十篇，备陈史册之体。

　　开元十年，玄宗诏书院撰《六典》以进。时张说为丽正学士，以其事委徐坚。沉吟岁余，谓人曰：“坚承乏，已曾七度修书，有凭准皆似不难。唯《六典》，历年措思，未知所从。”说又令学士毋婴等，检前史职官，以今式分入六司，以今朝《六典》，象周官之制。然用功艰难，绵历数载。其后张九龄委陆善经，李林甫委苑咸，至二十六年，始奏上。百寮陈贺，迄今行之。

　　开元十二年，沙门一行造《黄道游仪》以进。玄宗亲为之序，文多不尽载。其略曰：“孰为天大，此焉取则。均以寒暑，分诸晷刻。盈缩不愆，列舍不忒。制器垂象，永鉴无惑。”因遣太史官驰往安南及蔚州测候日影，经年乃定。

　　玄宗谓张说曰：“儿子等欲学缀文，须检事及看文体。《御览》之辈，部帙既大，寻讨稍难。卿与诸学士撰集要事并要文，以类相从，务取省便，令儿子等易见成就也。”说与徐坚、韦述等编此进上，诏以《初学记》为名。赐修撰学士束帛有差，其书行于代。

　　道家有庚桑子者，代无其书。开元末，襄阳处士王源撰《亢仓子》两卷以补之。序云：“《庄子》谓之庚桑子，《史记》作亢桑子，《列子》作亢仓子，其实一也。”源又取《庄子·庚桑楚》一篇为本，更取诸子文义相类者，合而成之，亦行于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