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文
山野中的寺庙把晴空下的树林分开了,山亭好似穿行在晚霞之间。
幽静的山野春色深深,没有游人欣赏;漫行其中只见松花飘落。
注释
野寺:山野中的寺庙。
分:分开。
晴树:晴空下的树林。
过:飘掠,飘过。
松花:又叫松黄,指马尾松开的球形或卵圆形花。
参考资料:
此诗吟咏山野春景,描绘了一幅美丽、清幽的春天日暮的山景图。前两句描写黄昏时刻山野的艳丽景色:山野之中的寺庙为绿树所簇拥,晚霞飘过山亭;后两句写山野之幽静:正是美丽春天却没有游人来欣赏,一路上只有松花在不停地飘落。全诗共四句,句句写景,一、三句静,二、四句寓动于静而愈显其静,手法新巧别致,描写精妙。
“野寺分晴树,山亭过晚霞。”描写黄昏时刻山野的艳丽景色。“野寺分晴树”摆出两样事物:野寺与晴树。前者说明地处荒僻,人迹罕至;后者说明天朗气清,春天的树翠油油的,一派生机。在它们中间用了一个“分”字,好像是把彼此分隔开了。孟浩然有“绿树村边合”(《过故人庄》)句。这“分”与“合”恰相反,而其意却是说绿树拥着野寺;或是说绿树将村庄包围了起来,都表明树多。次句也是两样事物:山亭与晚霞。这里用了一个“过”字,山亭似徐徐穿行在晚霞之间,赋予山亭以某种生命,化静为动点活境界,平添情趣。这两句的景色有淡素,有明媚,也有艳丽;但总的还是淡素较多。
“春深无客到,一路落松花。”两句写山野之幽静,没有游人欣赏。转写到人事,点明无客人来,只有诗人自己,漫行在山间小路上,只见松花飘落,一片静谧,人与自然达到了和谐的统一。“春深无客到”这句应首句的“野寺”,与上面的自然色彩是谐调的。它也与首句一样写静。不见人影,不闻喧哗,写静而无板涩之嫌、沉闷之弊,却在总体静谧的意境中嵌入“深”“到”二字,又微微地点缀了某些动态、生机,活跃了画面。“一路落松花”,此句点明是“山行”,又是化静为动,落笔呈象,且又入声。
全诗不以强烈的对比、映衬来强化画境,而是细细地轻挑漫拨,来传送寂静中的些微动态,描写精妙。同时在描写中又特别注意色调的变幻:绿色的树林、红色的晚霞以及铺满地面的松花,在静而动的山间画图中又染上了鲜明的色彩。此诗流露出诗人对大自然的热爱及其安闲自得的乐趣,表达了诗人独自山行时趋尘脱俗的感觉。四句诗,句句写景,一、三静,二、四寓动于静而愈显其静,手法新巧别致,作者越是丝毫不露声色,愈见出“无客到”的山行道上这位“客”的恬淡闲适、怡然自得的情怀。王士祯称其五言诗“有风人之旨,其章法之妙,如天衣无缝”(《池北偶谈》),由此诗来看并非过誉。
参考资料:
施闰章(1619—1683),清初著名诗人。字尚白,一字屺云,号愚山,媲萝居士、蠖斋,晚号矩斋,后人也称施侍读,另有称施佛子。江南宣城(今安徽省宣城市宣州区)人,顺治六年进士,授刑部主事。十八年举博学鸿儒,授侍讲,预修《明史》,进侍读。文章醇雅,尤工于诗,与同邑高咏等唱和,时号“宣城体”,有“燕台七子”之称,与宋琬有“南施北宋”之名,位“清初六家”之列,处“海内八大家”之中,在清初文学史上享有盛名。著有《学馀堂文集》、《试院冰渊》等。
太史公曰:“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
上大夫壶遂曰:“昔孔子何为而作《春秋》哉”?太史公曰:“余闻董生曰:‘周道衰废,孔子为鲁司寇,诸侯害子,大夫雍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为天下仪表,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而已矣。’子曰:‘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弊起废,王道之大者也。《易》著天地、阴阳、四时、五行,故长于变;《礼》经纪人伦,故长于行;《书》记先王之事,故长于政;《诗》记山川、溪谷、禽兽、草木、牝牡、雌雄,故长于风;《乐》乐所以立,故长于和;《春秋》辨是非,故长于治人。是故《礼》以节人,《乐》以发和,《书》以道事,《诗》以达意,《易》以道化,《春秋》以道义。拨乱世反之正,莫近于《春秋》。《春秋》文成数万,其指数千。万物之散聚皆在《春秋》。《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察其所以,皆失其本已。故《易》曰‘失之毫厘,差之千里。’故曰‘臣弑君,子弑父,非一旦一夕之故也,其渐久矣’。故有国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谗而弗见,后有贼而不知。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经事而不知其宜,遭变事而不知其权。为人君父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蒙首恶之名。为人臣子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陷篡弑之诛,死罪之名。其实皆以为善,为之不知其义,被之空言而不敢辞。夫不通礼义之旨,至于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夫君不君则犯,臣不臣则诛,父不父则无道,子不子则不孝。此四行者,天下之大过也。以天下之大过予之,则受而弗敢辞。故《春秋》者,礼义之大宗也。夫礼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后;法之所为用者易见,而礼之所为禁者难知。”
壶遂曰:“孔子之时,上无明君,下不得任用,故作《春秋》,垂空文以断礼义,当一王之法。今夫子上遇明天子,下得守职,万事既具,咸各序其宜,夫子所论,欲以何明?”
太史公曰:“唯唯,否否,不然。余闻之先人曰:‘伏羲至纯厚,作《易》八卦。尧舜之盛,《尚书》载之,礼乐作焉。汤武之隆,诗人歌之。《春秋》采善贬恶,推三代之德,褒周室,非独刺讥而已也。’汉兴以来,至明天子,获符瑞,封禅,改正朔,易服色,受命于穆清,泽流罔极,海外殊俗,重译款塞,请来献见者不可胜道。臣下百官力诵圣德,犹不能宣尽其意。且士贤能而不用,有国者之耻;主上明圣而德不布闻,有司之过也。且余尝掌其官,废明圣盛德不载,灭功臣世家贤大夫之业不述,堕先人所言,罪莫大焉。余所谓述故事,整齐其世传,非所谓作也,而君比之于《春秋》,谬矣。”
于是论次其文。七年而太史公遭李陵之祸,幽于缧绁。乃喟然而叹曰:“是余之罪也夫。是余之罪也夫!身毁不用矣!”退而深惟曰:“夫《诗》、《书》隐约者,欲遂其志之思也。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厄陈、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而论兵法;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来者。”于是卒述陶唐以来,至于麟止,自黄帝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