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文
秋风就像凌厉凄冷的并刀,一派令人酸目的狂风,席卷呼啸而来声如怒涛。荆州一带少年们并马驰骋,长得粗犷豪放,躺卧栎林,醉后弯弓射击大雕。
微微醉意中回忆着荆轲高渐离,燕赵之地至今悲歌未消,回忆往昔而今仍觉易水凄寒,今天我又慷慨豪迈地跨过豫让桥。
注释
南乡子:词牌名,又名《好离乡》《蕉叶怨》。双调五十六字,上下片各四平韵。
邢州:今河北邢台。古时属的燕赵地区。
并(bīng)刀:古并州(山西北部)一带出产的刀具,以锋利著称。
一派:一片。
酸风:北风;指冬天的风,也指寒风。
三河年少客:指好气任侠之辈。三河:河东、河内、河南,在河南省北部、山西省南部一带。古属燕赵之地。
皂栎(lì)林:栎,树名,产于北方。杜甫《壮游》“呼鹰皂栎林”。注:地在齐地。
荆高:荆指荆轲。高指高渐离,此代指行侠仗义的刺客。
燕赵悲歌:指荆高送别事。韩愈《送董邵南序》:“燕赵古称多慷慨悲歌之士”。
易水:河名,在河北易县附近。
豫让桥:即豫让隐身伏击赵襄子之地,在邢台北,不存。
参考资料:
全词在行文上,前两句总述,后两句分叙,在分叙中又以“忆昨”和“今朝”的时间词标明,既说明词人在“邢州道上”的奔波进程,又可见诗人浮想联翩,情随景出的思绪,显得眉目清楚,词气贯注,再加上在抒情中熔叙事、怀古、议论于一炉,更给人以一气呵成之感。
上片写道中所见。起首二句写秋色阴冷,秋风劲厉。用并刀相比、冰肌刺骨,好象刀割,可谓想象奇特,比喻尖新。写风劲,不仅用“卷涛”的夸张描写,更用一个“酸”字加以渲染,就突出了秋风直射眸子的尖利、寒冷和惨烈感,两句词采用比喻、夸张、通感等艺术手法,生动地写出词人对严酷的自然环境的独特感受,从而为下文“三河年少客”的英雄豪举提拱了典型环境。后三句写“三河年少客”在林中骑射的情景。古称善射者为“射雕手”,在西风劲历,寒意刺骨的深秋,竟有英雄少年呼朋引伴、冒风冲寒,驰马弋射,这确是一种粗犷豪举,一个“醉”字,更是醉态淋漓,神情毕现,词人以赞赏的笔调刻画了这一幅深秋醉射图,形象生动风格雄健“粗豪”两字,更是感情贯注,笔力千钧。
下片写怀古心情,词用“残酒忆荆高”换头,字面上,从少年的“醉射”引出自己的“残酒”;内容上,从写所见转入怀古;感情上,从赞扬少年变为感叹自己,承上启下,过渡自然,一个“忆”字更是有力地领起下文“荆高”,指荆轲、高渐离,其实也包括豫让的事,这里只说两人,是为了押韵,二是限于字数不能遍举。接着词人回顾了春秋战国的两曲“燕赵悲歌”:一是关于荆轲和高渐离的事迹,二是豫让复仇报主的故事。两曲悲歌流传至今,使人激励,也使人叹息,这就是“事未消”的含义。词人触景怀思,心灵也深受震撼,因此,他乘车过易水时,深感其“寒”,这“寒”既是对自然气候的实写,也是历史往事的重现,更是词人内心感情的流露,这里有对荆、高壮志未酬的惋惜,也有对自己霜刃未试的伤感,但作者并不颓唐,在过豫让桥时忽多“慷慨”,这“慷慨”,是对豫让坚持复仇报主、耻于苟且偷生精神的赞扬,也是对自己不甘沉寂、勇于奋起的激励。作者缅怀三位壮士是借古人的悲壮事迹抒写自己心中的感慨,抒发壮怀激烈的雄心。慷慨豪气,力透纸背。
参考资料:
康熙七年(1668年),正值文字狱盛行之日,作者自北京南游开封、洛阳,此词可能是途中所作,且与《点绛唇·夜宿临洺驿》同时作。作者行至易水和豫让桥,这一年他四十四岁,想起当年荆轲、高渐雕的燕赵悲歌之事,尚为诸生,潦倒名场,壮志未酬,慷慨怀古,写下此词。
参考资料:
太史公曰:“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
上大夫壶遂曰:“昔孔子何为而作《春秋》哉”?太史公曰:“余闻董生曰:‘周道衰废,孔子为鲁司寇,诸侯害子,大夫雍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为天下仪表,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而已矣。’子曰:‘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弊起废,王道之大者也。《易》著天地、阴阳、四时、五行,故长于变;《礼》经纪人伦,故长于行;《书》记先王之事,故长于政;《诗》记山川、溪谷、禽兽、草木、牝牡、雌雄,故长于风;《乐》乐所以立,故长于和;《春秋》辨是非,故长于治人。是故《礼》以节人,《乐》以发和,《书》以道事,《诗》以达意,《易》以道化,《春秋》以道义。拨乱世反之正,莫近于《春秋》。《春秋》文成数万,其指数千。万物之散聚皆在《春秋》。《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察其所以,皆失其本已。故《易》曰‘失之毫厘,差之千里。’故曰‘臣弑君,子弑父,非一旦一夕之故也,其渐久矣’。故有国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谗而弗见,后有贼而不知。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经事而不知其宜,遭变事而不知其权。为人君父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蒙首恶之名。为人臣子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陷篡弑之诛,死罪之名。其实皆以为善,为之不知其义,被之空言而不敢辞。夫不通礼义之旨,至于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夫君不君则犯,臣不臣则诛,父不父则无道,子不子则不孝。此四行者,天下之大过也。以天下之大过予之,则受而弗敢辞。故《春秋》者,礼义之大宗也。夫礼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后;法之所为用者易见,而礼之所为禁者难知。”
壶遂曰:“孔子之时,上无明君,下不得任用,故作《春秋》,垂空文以断礼义,当一王之法。今夫子上遇明天子,下得守职,万事既具,咸各序其宜,夫子所论,欲以何明?”
太史公曰:“唯唯,否否,不然。余闻之先人曰:‘伏羲至纯厚,作《易》八卦。尧舜之盛,《尚书》载之,礼乐作焉。汤武之隆,诗人歌之。《春秋》采善贬恶,推三代之德,褒周室,非独刺讥而已也。’汉兴以来,至明天子,获符瑞,封禅,改正朔,易服色,受命于穆清,泽流罔极,海外殊俗,重译款塞,请来献见者不可胜道。臣下百官力诵圣德,犹不能宣尽其意。且士贤能而不用,有国者之耻;主上明圣而德不布闻,有司之过也。且余尝掌其官,废明圣盛德不载,灭功臣世家贤大夫之业不述,堕先人所言,罪莫大焉。余所谓述故事,整齐其世传,非所谓作也,而君比之于《春秋》,谬矣。”
于是论次其文。七年而太史公遭李陵之祸,幽于缧绁。乃喟然而叹曰:“是余之罪也夫。是余之罪也夫!身毁不用矣!”退而深惟曰:“夫《诗》、《书》隐约者,欲遂其志之思也。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厄陈、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而论兵法;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来者。”于是卒述陶唐以来,至于麟止,自黄帝始。